王星拱的文章发表于1942年《世界学生》杂志第5期。¨幻~想′姬? ^首\发.当期和接下来的第6期曾连续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包括吴稚晖、顾颉刚、许德珩、王芸生、罗家伦在内的“五四运动”当事人与亲历者都参与其中。对此，罗志田先生曾进行过细致的文本分析，特别指出，无论这次《世界学生》的文章是受国民党“指示”而做，还是为了能使国民党接受对五四的纪念而做，都属于根据“当时需要”修改历史记忆的举措，并且除了顾颉刚外实际上或多或少皆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立言。[96]相对来说，蔡元培一生党派意识皆较为淡漠，即便是在晚年与国民党关系最为亲密的时期，其也将行动基本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范围之内，甚至多次选择以辞职为抗议。可以说，蔡元培一生皆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相当的独立性，并不是完全为当权者的现实政治所左右。[97]而此时着意强调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国民党员身份，是在以现实的需要重塑过去的记忆。

1943年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时，《中央日报》的社论则通过对五四后蔡元培读书救国之论的重新解读，树立了一个治学兼救国“典型”的蔡元培形象。′s~o,u￠s,o.u_x*s\w*.?c?o.m!社论先是肯定了蔡元培“是政治革命者，是大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而且不忘提及蔡元培“是中国国民党的先进”，进而强调国民党“革命的主义”与新教育的关系。接着社论转入正题，从蔡元培五四之后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个“平易的告诫”谈起，告诫学生读书就是为了求知求真理，必然要做到“有思想有器识，用思想与器识去役使技能”，尤其强调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坚持读书的重要性。“读书”与“救国”可谓蔡元培生前“名言”，从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贯态度来看，尽管他将读书与救国并论，但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强调以学术救国。社论将蔡元培所提倡的教育概括为“自由教育”，教育方法是“求知与求真理”，并进而总结出蔡元培的“教育信条”是“真美善，教人家要救国要读书，读书不离开国家，将学与行合并为一”。“救国”与“读书”都是相当宽泛的概念，而且自五四之后一直被各方势力转述和利用。早在1935年，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就曾以《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现在有实行之必要》为题，在开展的“读书运动”中告诫各校学生要以读书为重，且不时以蔡元培作为读书求学的榜样。-我*的￠书*城￠ -首`发·[98]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及其校长蔡元培在学界和青年之中的威望一时无人能及。国民党此番社论则是在现实境遇之下将蔡元培的“名言”加以引申，最后更是提出了纪念蔡元培就是要求全国青年“要从蔡先生的典型中去治学与救国”，“国家的责任落在全国的青年双肩上，全国青年应该永记蔡先生生前的诏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99]

到了1947年“五四”纪念日，蔡元培当年留书出走之时引用《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也被《中央日报》社论借该日纪念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诠释。社论认为，蔡元培当年是因为“忧虑此纯洁的爱国运动过度发展，将丧失其自发性”才决定辞职出走。而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特点是：“没有隐秘的阴谋，没有外来的操纵，只有纯洁的爱国热忱，只有坚强的真理信念。”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发自觉的精神”，五四运动才会“对于科学思想民主政治和国民革命有伟大的影响”。社论将蔡元培此引语解释为“学生运动激起了别人的同情，可是别人不负责任的鼓励和怂恿，甚至于操纵和利用，必予青年学生以重大的损害”，并进而明确指出中共是在“制造并利用学生运动”，正是蔡元培所说的“道旁儿”。社论甚至还指责共产党在学生群众中发展，就是利用“抑制青年的自发和自觉性”的办法，所以对青年学生提出告诫，要时刻“怀悟蔡先生‘杀君马者道旁儿’的警语”，“珍惜五四时代自发自觉的精神”。[100]

1948年“五四”纪念日，《中央日报》的社论还是旧话重提，再次强调了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的“心理是极纯洁的，感情是极奔放的”，所以当时的学生才会“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争入监狱而不悔”。但是，学生是“纯洁易受尘污，感情容易用事”，蔡元培当时“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告诫，就是“要极力保持学运的纯洁性”。社论利用蔡元培所说的“极诚挚而深刻”的话，对青年学生做出要求：“一定要坚持学生运动的自发性与自主性，不陶醉于道旁杀马的欢呼，不迷惑于职业学生的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