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编订蔡元培遗著、组织编写蔡元培传记，辑录时人悼念文章，都是记录和传达历史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武+4!看!书′ !埂/欣.蕞`全,学术界对蔡元培生平的书写，一直是围绕着蔡元培出长北大、创建中央研究院的经历展开。具体的行文除了肯定蔡元培的创设之功外，更多关注的是蔡元培在北大革新中表现出来的品德和聚拢新旧各派人才的气度，而正是在此种方式的不断叙说中，蔡元培道德与学问楷模的形象逐渐流传于世。

二 国民党的纪念：“忠实党员”

1940年3月，陈独秀在《中央日报》悼念特刊中发表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他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89]这段文字一般被用来证明蔡、陈、胡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却常常有意取头去尾，往往忽视了关键的“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一句。￠微*趣/小!税¨网_ ·冕+废+跃¨渎￠如果能与1940年之后政治社会语境互为参看，或许更易理解陈氏所谓“疑义”之说。

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国民党开始贯彻“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政策。随着现实政治中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加剧，国共两党纷纷展开对“五四运动”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行动逻辑、意义等问题的重新解读。[90]蔡元培虽被尊奉为国民党“元老”，但就其一生的政治立场而言，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91]不过，思想上想要处于一种超然的位置是一事，面对现实政治时能够最终成为何种利益的代表则是另一事。蔡元培与国民党素有的历史渊源和晚年高调从政的经历，皆成为国民党可堪利用的思想资源。

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针对当日各界追悼蔡元培大会发表的社论，其论证过程中处处可见欲借蔡元培而发抒国民党政治倾向的论调。+咸~鱼\墈￠书·王. ~首_发?社论先是肯定地表示，即便是在“万感交集的今天”，也要“猛忆着一个事实”，即是“在抗战紧张的时节追念蔡先生，在国家民族最危急的关头悼思蔡先生”。“在今天的环境中，蔡先生的精神就是国家民族生存奋斗中一盏明灯”。那么，蔡元培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蔡先生生前表现的道义勇气”。文章至此话锋一变，转而说道：

革命党整个的动作，就是一个道义的勇敢，本党从前的推翻满清，打到北洋军阀，今日的抗战建国，就是一个道义的勇敢行为，道义的勇敢是根据信仰发生的。蔡先生一生奋斗前进，蔡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蔡先生的勇敢是跟着他的信仰而来的，今天追悼蔡先生，要效法蔡先生毕生表现之道义的勇气。只要是根据道义的，我们要向前进攻向前奋斗。[92]

社论最后更是直接拿蔡元培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做起文章，说道：

蔡先生是鼓舞我们这种勇气的榜样，我们须学蔡先生的勇气，同时我们还须学蔡先生的信仰。蔡先生是数十年来本党一个忠实党员，三民主义一个信徒。探本穷源，蔡先生的精神是发源在此，蔡先生事业的发扬亦在此。追悼蔡先生要攀绕着蔡先生的精神，追溯蔡先生的精神，要提倡信仰，信仰救世的三民主义，信仰救国的中国国民党！

整篇社论的逻辑论证理路是：由蔡元培具有道义勇气的精神，到抗战建国的革命也是道义勇敢的行为，再到蔡元培是信仰革命、信仰三民主义的。由此便直接得出结论：悼念蔡元培的最好方式便是像他那样信仰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这样的逻辑推演，每段论据看似皆出自事实，并无太大漏洞，而问题正是出在对论据的选择上，即抽离于历史情景的解读愈深入，恐怕离历史真实愈远。

与上述社论中相对生硬地论述蔡元培与国民党的关系比起来，国民党对蔡元培的纪念和重塑更多是通过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而关联到一起的。1919～1949年，国民党一直在不断调整对“五四运动”定位的论证，最主要的就是尽力将“五四运动”纳入其发动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序列。[93]在此过程中，作为五四时期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亦随之被屡屡提及。1940年5月4日，《中央日报》在纪念“五四运动”的社论中，特意强调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在民国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