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之所以会想到要转移文化中心，与1926年之后北京愈来愈严酷的人文社会环境有关。?武.4*墈_书, ~首*发+1926年初，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清明政治存有的幻想。周作人评价说，“三一八”惨案“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代表了知识阶级对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代表北京政府对知识阶级以及人民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的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187]《国闻周报》的记者严慎予则以“黄昏景像”来形容此时的北京教育界。他认为“教育界遗失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却“保留着五四运动的皮毛和政治罪恶两种结果的总和”。而蔡元培是“不再想在政治上有活动，也不想在商业上求立足，又不是思想消极，但求优焉游焉以乐余年的人”，所以，即便他“对于教育实在是有兴趣又有勇气的人，实在是环境不容许他向前罢了”。[188]

此时仍在北大任教的吴虞，曾在1926年6月22日日记中描述了北大教师的生存境况：“因北京困难，纷纷他去，如化学主任丁燮林，物理主任颜任光，数学主任冯祖荀，哲学教授胡适及其他教授李四光、林玉堂、沈兼士、钱玄同等。或被他校请去。或宣告暂行离职。`微?趣_小^税^旺* +哽/辛/嶵/全~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于树德、朱家骅，因政治关系未到校授课。蒋梦麟、马叙伦，亦皆销声匿迹，不敢再露头角。”到了9月，北大的情况则更趋恶化：“学校放假，几同倒闭，开学无期。北大教授，除党派色彩太重者上季遁迹外，鲁迅、陈垣十余人或附厦门，或往清华。闻黄晦闻（庵）下季亦将请假。二三硕果，风流云散。惟一般谈乡谊，保饭碗辈，继续活动。”[189]因经费的拮据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北大已难以再现五四前后的辉煌，蔡元培等人于是便有将北大这一学术文化中心做一迁移的考虑。由此看来，蔡元培即便心中放不下北大，却也在现实面前无法对回校复职抱有任何期望了。

若再仔细检视蔡元培与北大各方的来往信件，他对胡适所言之“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更透彻地说，是“无法与辩”的意思。所谓“无法与辩”，既是说无论是辞去北大校长还是回京复任，已不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牵涉到现实政治和教育界的派系争斗，蔡元培很难做出公开解释，同时也是指对不同立场和观念的质疑之声，蔡元培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认为无需辩白。可以说，“毁誉听之，不愿与辩”的态度正是蔡元培此后多年对外界的评价所持的态度；同时，也正是这种态度给外间留下了不少可供想象的空间。

在此次“挽蔡”事件中，蔡元培对各方发出挽留函电的回复都很简略：在提出辞职之前，一直都并未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回任；而提出辞职之后则表现得相当坚决。/x~t,i¨a~n\l*a`i/.`c/o,m·他之所以不在欧洲考察期间或回国之后就提出辞职，也是因为有很多顾虑。早在1925年蒋梦麟就曾致函蔡元培表示：“学校内外，现甚平静。对于将来维持计画，亦已筹及。第一步谋减轻先生责任，使但留校长名义。第二步始能谋摆脱也。办事程序如此，操切必生变故。一切详细办法，容当面罄。”[190]后来，蔡元培又在回复老友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本欲再留两年，而蒋梦麟兄来函，言有种种为难情形，非弟回国一次不可；如弟必不能留，则亦可回而复出；并承彼代弟计画，于暑假中暂回，要求电告。弟此时若提出辞呈，则使梦兄益增困难；不辞而又不回，则态度又太暧昧，故复电允于暑假中回国一行，而要求再得续假一年，备暑假后再作欧游。现尚须观察时局，如到七八月有可以回国之情势，则准回来一次。[191]

1924年12月初，蔡元培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劝慰的来函中也表示：

此次来欧，本已决脱北大关系而专心于此，后来因种种关系，不能不暂居其名。弟以为，既有其名，势不能闭门读书而不与外事，故对于教育事业或学术集会，不能不参与，事后思之深觉非计，自今以后，于此等关系亦将一概谢绝，惟对于北大居名而旷职，深为不安，当亦谋所以解决之，惟冀知我者能见谅而已。[192]

蔡元培想脱离北大固已有年，但问题在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和蔡元培的声望，北大校长一职并不是那么容易辞去的。正如前文所述，京师教育界此次“挽蔡”运动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之前各次，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