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直都坚持表示自己的辞职决心，但却不免被众人视为托词；而蔡元培所取的“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态度也无意中加重了外界的猜测，甚至不可避免地落入被他人利用的境地。

1926年9月，《国闻周报》上发表了有署名“老敢”的文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3]文章的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看似公允，毫无偏向，但细读之下却能发现作者实则另有深意。此文开篇即摆出欲揭露教育界黑幕的架势。作者说，“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这个题目，“在北京的智识阶级中，差不多是不许平常人随便讨论的——除非你是要鼓吹蔡元培怎样圣贤和北大校长怎样非他不行一类的论调”。作者以为，这种现象“虽然不能说是一种病态”，但“也不能算是健［康？］的表现”，因为“凡一社会问题，若是不能容人公开讨论，不能容人自由发表意见，不能容人尽量批评，那个问题的里面，便一定有了不可告人的隐处。换句俗话说，便一定有了鬼”。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因为背后有一部分学阀“私心把持”教育界，欲借“挽蔡”有意争夺北大的教育权。虽然蔡元培无心把持，“而旁人却想利用他做把持的傀儡做把持的工具。此所以近来蔡先生要辞职，把持派却绝对不愿他辞职，不准他辞职（不愿蔡先生辞职者，固不尽属把持派，不过他派对之不似把持派态度之坚决耳）。”接着，作者详述了把持派不让蔡元培辞职的理由：一是“现在的中国人，除蔡元培外，再无人配做北大校长”；二是“他人若做校长，定将破坏北大，摧残教育，所以维持北大及保护教育计，无论如何非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不可”。由此，能担北大校长重任的标准便是：“应有普通学识”，“应有专门学识”，“须有发达高深学术的愿力和能力”，“应有高尚的人格”。而以此标准，蔡元培除了高尚的人格“完全具有外”，“其余三条，或完全没有，或仅有其一部分”。作者顺势对北大校长人选做了大胆的预测，并提名胡适、胡敦复、蒋梦麟、李石曾和吴稚晖，尤其推崇李、吴二人。且在文章末尾再次强调，北大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对于这个问题均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把他完全看成蔡元培和北大教职员的个人私事就好了”。话锋至此，难免让人怀疑此文应有不少言外之意：蔡元培已是不合任用“标准”，那么他的辞职也是顺理成章。文中所批判的蔡元培被胁迫把持北大，与其说是在揭露教育界内部的黑幕，毋宁说是为提名李、吴做一铺垫罢了。本不欲陷于任何政争的蔡元培，仍是难逃被用来做政争工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