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848年逃到美国的人，绝大多数是劳动力，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是普通的人，而不是领袖。卡尔·舒尔茨不过是个例外。在这方面也显示出德国人性格的长处和弱点。德国工人的勤劳和依赖性迅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另一方面，甚至亨利·克莱也抱怨德国人在政治上不可靠。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吸收的优秀德国人并不属于那些大多数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立正听候指示的普鲁士人，而是属于少数有耐心而思想又自由的普鲁士人。他们正在逐渐摆脱受支配的地位，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令人惊讶的是俾斯麦恰恰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德国人。他和卡尔·舒尔茨的谈话，反映出他的意见与他的美国朋友摩特莱是一致的。俾斯麦的性格只有部分像美国人，就像纯种马不愿受马缰绳的驾驭一样，他也不愿意受人控制作为一个大地主，从血统上和传统上来说，俾斯麦理应同情南方，但他却宣称同情北方。这并不能表明他具有政治洞察力和远见。甚至在他年迈时，他依然多愁善感，还撰文说，鞭打之下并不一定能训练出良马好狗。他驳斥白种人的优越感，认为“这是不近人情和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