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进行的，与私立学校强迫收费不同，认为“似乎体谅学生已极周到”。[40]显然，蔡元培已是认定，学生应该十分清楚学校正面临诸多难题，但学生不仅未能体谅，还从“内部破坏”，所以“很抱悲观”。

五四后，蔡元培就曾向蒋梦麟表示过自己的担心，认为北大“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41]蔡元培这种担心可谓颇具远见，1921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版刊载了一则“校长布告”，正可说明他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布告说，北大部分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徐图了解，辄悻悻然形于辞色，顿失学者态度。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蔡元培对此种不尊重教师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且语气甚为严厉地责问学生：“为教员者虽抱有满腔循循善诱之热诚，然岂能牺牲其人格自尊之观念。万一因少数者不慎之举动，而激其不屑教诲之感想，则诸君之损失何如？本校之损失何如？返之于诸君自爱及好学之本心，与爱护母校而冀其日日发达之初志，安耶否耶？”[42]事情的缘起，可从1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北大教授燕树棠、王世杰致教务长顾孟余的信中窥知一二。燕、王两位教授在法律系讲授行政法、国际法时，由以往的“纯粹讲义制”改为采用“简单讲义方法”，即“使其自作笔记，并以余暇翻阅参考书籍”，结果招致学生不满。为此，两位教授以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认为所采用的“教授方法殊难变更”，并声明“如竟不能得学生诸君一部分或全体的谅解，学校自有维持纪律义务。如竟不能维持，杰、棠等亦不愿牺牲正当方法，备员讲席，以至有负学校之委托”。[43]蔡元培之所以会如此“兴师动众”，正是因为不能容忍学生们“宜顺一时冲激，有自损人格之举动”。在这场争执中，蔡元培担心的正是学生们这些“外乎情理之举动”逐渐显露出的激进趋向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