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思考也可在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寻得共鸣。.d+a.s!u-a?n·w/a/n!g+.\n`e_t¨[27]但是,较之此种理性思考,学潮已渐有泛滥之势。1923年初,杨中明在《民国十一年之学潮》中列举的前一年各种起因的学潮就达123次之多。[28]梅光迪观察到,“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遝、万众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行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29]然而,五四后军阀政府更为严酷的压迫和威胁,反而为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制造了理由。这点在教育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薪潮、学潮互为作用,扰攘不安,[30]无疑是蔡元培最不愿意看到且无力解决的局面。由此,他逐渐萌发的辞职念头,终于在遭遇“罗文干案”后爆发。所以他说此次辞职不牵涉个人意气,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是外部环境的恶化使蔡元培治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那么,由北大内部的讲义费风潮而引发的蔡元培心态上的变化,更让其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北大校长生涯。所谓“讲义费风潮”,是指1922年10月17日至24日,北大部分学生因不满讲义收费而围攻校长办公室,并由此引发从校长蔡元培到总务长蒋梦麟及其他行政负责人沈士远、李大钊、李辛白等随同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校务陷于停顿的事件。¨丸,夲?神*栈· +嶵?芯/璋′截-更\薪·快!蔡元培将其定性为“多数学生的暴动”,足见此事在他心中所占分量。[31]可以说,自讲义费风潮之后,蔡元培在心态上已开始倾向于悲观,而“罗文干案”的发生更使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才会有“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决绝和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的感慨和行动。[32]
1920年前后,教育经费问题“实一最大而最要之事”。[33]国立八校为“饭碗问题”引发的索薪风潮就未曾中断过,甚至酿成了1921年6月3日的“新华门惨剧”。虽然蔡元培认为,“为教育所凭借的经费而逼到罢教”是“世间最痛心的事”,但在事关国立八校教育经费问题上,亦不惜代价与其他七校同进退。[34]国立八校曾多次尝试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经费,但仍是一筹莫展。风潮发生前一月,各校索薪又未果,致使八校校长全体辞职。此时“岁达一万余元”的讲义费,也就成了北大一项颇占分量的开支。其实,蔡元培早在就任之初就提出过改良讲义的想法,也曾在北大引发过讨论,只因存在部分意见并未达成一致,未能完全执行。^1^5~1/t/x/t`.~c?o^m+[35]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等人与蔡元培讨论讲义收费的来往信函。众人皆希望“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蔡元培也表示赞同。他所署回信日期是17日,应是上午写就付印,此时风潮还未发生。蔡元培同意讲义收费,一方面是因有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学校经费短缺的实际情况,希望“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36]讲义收费案,本是评议会已讨论通过的议案,但仍未公布,写信众人并非当时参与讨论的评议员,自然无从知晓。[37]在学校经费愈来愈拮据的情况下,《北京大学日刊》此时刊载这样的讨论,可看作讲义即将实行收费的信号。
蔡元培这样描述10月17日下午的风潮:“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38]据在场的顾孟余回忆:“蔡先生辞呈中,说此事只有数十人;其实当日为首者虽只几十人,而附和者实有几百人;其中虽有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然大家拥挤不肯走散,遂使当日秩序大乱。”[39]蔡元培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休休然的谦谦君子,但当日却对学生挥拳作势,怒目大喊“我给你们决斗”,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可以想见,蔡元培目睹学生“暴举”应是气愤到了极点。《京报》记者邵飘萍曾在风潮后建议“征收讲义,不如尽废讲义”。蔡元培阅后回信,解释北大讲义收费是在区分不同学科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