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8]，但从学界整体研究热点来看，对蔡元培超越个人意义的解读还是在中国大学精神的内涵、特征等结构性框架“规范”下逐渐走向了抽象化和概念化。[9]大部分讨论大学精神的著作皆采取了相似的叙述策略。具体来说，更关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十余年间，尤其是1917～1923年实际长校期间的历史，通过对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治校方针、教师聘任、课程设置、学制改革等方面的考察，对比蔡元培长校前后北大的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的学术风气开放与政治觉醒，以此证明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而抽象出若干描述性特征作为中国大学精神的代表。作为一种研究取向，以预设的逻辑框架将对蔡元培的诠释分割为若干抽象化的概念，固然可以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抽象化、概念化的框架排斥的正是社会中感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反而将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简单化。这种基于抽象层面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遇到理解歧义、史实模糊等诸多问题，反而为理解蔡元培的思想与实践带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