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中国士人的脸面，故即使饿饭，也不愿“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1]不过，胡适要维持这一点，也就不得不于1958年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了。

但是台湾也有许多人不欢迎胡适。从政治上言，胡适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于1949年办了一份《自由中国》的刊物；其初衷本是为反共，因为在那时已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却与国民党的思想也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处处都想加强控制，包括思想的控制，而一份见解独立的自由主义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异军”；即使其不反国民党，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况这些人还总想让国民党从思想到行为都有较大的改变，结果不能不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终为国民党所镇压，实非创办人始料所及。

到胡适抵台湾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总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总政治部方面对一直扮演该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适，暗中是很不欢迎的。另外，就是在读书人中间，也不是没有不欣赏胡适的人。在当地的思想文化界，许多人已在艰苦的条件下靠奋斗闯出一点名位，现在突然一位大菩萨从天而降，又要来做士林领袖，他们当然不见得欢迎。同时，也真有那么一部分民族主义倾向甚强的人，他们根本认为胡适太西化，未必爱国，而西化又是中国这么多年的艰难遭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胡适到台湾时就发现，一本专门攻击他、名为《胡适与国运》的书已出版。而且这书显然不是没有影响。胡适初回台湾时，许多人确实认其为不爱国之半洋人。如后来胡适颇欣赏的记者李青来，也是在经常采访胡适之后，“才明白了真正爱国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渐对胡尊敬起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