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强调西洋文明的长处。
但胡适看到的竟是西人认识不到的社会主义,恰又揭示了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的一个主流倾向。胡适对社会主义的赞颂,虽然不少是英文,中文那篇也很够味道,并没有引起时人多少反应。但差不多同时胡适对新俄也颇多美言,却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当时抽象广义的社会主义已是士林之大势所趋,故胡适谈社会主义既未遇到知音,也未见什么人反对。但具体到苏俄,则不仅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苏俄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故不容不做出反应。
1933年胡适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时,重申了他对苏俄的赞赏,并进而表彰了苏俄领导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次他明确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赞颂,强调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的一部分。[90]到1934年底,胡适为《东方杂志》做了一篇《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的长文,在文中他再次重申了他在“对西洋文明态度”一文里提出的民治和社会主义阶段说,同时仍将苏俄归入往民治发展的一路。[91]胡适是反对中国独裁的,但又向往社会主义和苏俄,所以干脆把苏俄诠释为不是独裁的。这是胡适中西不同说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