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在此进展中，深受外在大趋势影响的胡适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要了解胡适赞颂新俄与社会主义的个人心路，还要回头看看中国当时的思想环境。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中国自主动“面向西方”以来，最初提出来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与俄国。因为这两国的情形究竟比欧美更接近中国。中日有所谓“同文同种”之说，情形相近是无需说的。中俄相近，也是时人的认知。胡适在1911年“观演俄剧‘Inspector-General’［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就大有中俄如“鲁、卫之政兄弟也”之感。可知在胡适心目中，中俄政治情形至少在负面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2]日本在“二十一条”之后已无人主张再学，俄国却并未排除在可学之外。

特别是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给中国人印象颇深（中国人当时并不一定将俄国两次革命区别看待，后来才渐有区分）。俄国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适的注意。他推测，“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张奚若即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的和议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机会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从容实施”，这将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学上一大‘尝试’，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气也”。如果说这些年轻人还算是激进派，则温和稳健之老一辈如黄炎培也主张中国人应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