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激进趋新的中国士人要学“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国，似乎还未达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陈独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样”。?k!e~k`a+n/s\h?u~.·c￠o`m?那时陈独秀与胡适思想接近，他所说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华演讲而发，故实指的是美国。这正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在华影响上升的巅峰。特别是威尔逊在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甚得人心。

但列宁也在基本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思想。一次大战时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学民初人将世界也划分新旧，则至少在国际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属新的一边。张奚若就提醒胡适说，《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天\禧^小￠税¨网` ~醉\歆-彰~截?埂￠芯¨快·[4]但在新派范围之内，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由美往俄的转移进程。[5]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k_a!n¨s\h?u\z￠h¨u-s/h.o,u~.*c′o^m?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贴切。[6]重要的是率先转过去的是五四的学生一辈。余英时师说，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7]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现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这一点胡适讲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8]

一年后，他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共的主张与他们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对中共《主张》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显然都属于前面的“我们”之中。[9]

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显然有正面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就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首先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10]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进行了攻击，但前提是愿意联合，因为他是把中共划在“我们”一边的。我们不要忘记胡适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他说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说陈独秀，关系不同，故可以直接而不客气。

陈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