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了。[11]

而胡适遗存下来的更多贡献，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的贡献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12]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13]在“苏文熟，吃羊肉”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