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压力下做出冒险决策的医生。“不是教他们怎么选，而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选什么。”赵敏在论文里写道。

小陈成了基因编辑伦理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在评审一个治疗遗传病的项目时，她看到了熟悉的操作流程——但这次，研究者主动增加了“长期基因稳定性跟踪”方案。“我们参考了您当年的案例，”主研人递过来的报告里，夹着一张泛黄的教材剪报，“知道该敬畏什么。”

全球教育计划已经覆盖了120多个国家。在冰岛的基因库，工作人员会给每个样本贴上“伦理溯源码”；在巴西的雨林保护区，原住民和科学家一起编写“生态ai”的伦理规范；在约旦的难民营，孩子们用平板电脑学习“科技人道主义”课程。

林深偶尔会翻出第一版教材的草稿，上面满是修改的痕迹。他想起那个凌晨，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对的伦理困境。现在他终于明白，最好的应对不是找到标准答案，而是让每个接触科技的人，都拥有判断是非的勇气和能力。

在一场国际科技峰会上，当被问及“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时，林深看着台下不同肤色的面孔，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也有稚气未脱的学生。

“是让世界变得更像人住的地方。”他说。

台下响起长时间的掌声。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在每个人脸上，温暖而明亮。那些曾经的伦理困境，如今已化作教育的养分，滋养出更有温度的科技未来。在世界各地的课堂里，在实验室的操作台前，在代码的每一行注释里，伦理的种子正在悄悄发芽，长成守护人类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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