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编辑的基因序列是完美的，但那些凋亡的细胞告诉我们，真之外，还有善。”老院士的手指抚过报告上的显微镜照片，最终叹了口气，在审核意见上签下了名字。

在线课程的开发引入了虚拟现实技术。戴上头显，学习者会置身于各种伦理困境：作为ai工程师，是否要给自动驾驶汽车设定“撞向行人还是牺牲车主”的程序；作为数据分析师，面对能治愈癌症却涉及隐私的数据，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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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没有对错，但要知道每个选择背后的代价。”小陈在录制解说词时，声音哽咽了。她选择了保留那段异常蛋白质碎片的影像，作为基因编辑章节的结尾。

当第一套教材印刷出来时，团队成员都来了。林深翻开小学课本，扉页上印着一行字：“科技是工具，善良是方向。”阳光透过印刷厂的窗户，照在油墨未干的纸上，像撒下一层金色的希望。

三、传播

哈佛大学的讲座厅座无虚席。当林深展示那张凋亡细胞的照片时，台下的窃窃私语突然停了。“我们总以为伦理是约束，其实是保护。”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保护那些可能被技术伤害的人，也保护我们自己不变成冰冷的工具。”

提问环节，一个华裔博士生站起来：“我做的纳米机器人研究，军方已经联系过三次了。他们说可以用于精准打击，但我知道那会造成多少无辜伤亡。”他的声音带着挣扎，“可拒绝合作，我的研究可能永远无法推进。”

赵敏走过去，递给她一本教材：“翻到第78页，那里有居里夫人拒绝将镭用于武器的故事。真正的科学家，永远知道什么比成果更重要。”

在肯尼亚的一所乡村中学，周凯用卫星网络播放着在线课程。当孩子们看到虚拟现实里的“数据小偷”被抓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一个穿校服的女孩举手：“老师，我长大想做保护大象的程序，这样偷猎者就无处可藏了。”

周凯突然想起自己编写的网络安全章节，原本充斥着技术术语，后来改成了“像保护家里的钥匙一样保护别人的信息”。他蹲下来，和女孩击掌：“那你一定要记得，保护大象的同时，也不能侵犯村民的隐私。”

团队的足迹遍布二十多个国家。在东京大学的研讨会上，他们和机器人伦理学家争论“情感机器人是否该拥有法律地位”；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教孩子们识别网络诈骗的伦理陷阱；在迪拜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和工程师们一起修改算法里的性别偏见代码。

有一次，林深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当年那个把病历数据发出去的实习生。他已经成了数据伦理咨询师，正在给新生做培训。“我永远记得您说的那句话，”年轻人握着林深的手，“技术就像手术刀，救人还是伤人，全看握刀的手有没有温度。”

教材的修订版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反馈。挪威的教师建议增加“北极科考的环境伦理”，印度的学者补充了“种姓制度对ai算法的影响”。原本薄薄的几本教材，渐渐变成了涵盖不同文化背景的系列丛书。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他们，提出将这套教育计划纳入全球科技伦理框架时，林深正在非洲草原上，看着当地孩子用平板电脑学习“基因编辑与粮食安全”。夕阳把孩子们的笑脸染成金色，他突然明白，教育不是堤坝，而是种子——种在心里，就能长出抵御诱惑的森林。

四、扎根

五年后的一个清晨，林深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邮件。发件人是当年那所重点中学的计算机老师，附件里是一个学生团队的获奖项目：“基于伦理准则的校园安全ai系统”。

系统特别设置了“隐私保护模式”，即使识别到学生晚归，也只会通知值班老师而不泄露具体位置。“他们在代码里写了一句话：‘技术应该像路灯，照亮道路，却不窥探窗户。’”老师在邮件里写道，“这是他们从初中教材里学到的。”

周凯在数据安全峰会上遇到了那位肯尼亚女孩。她开发的反偷猎系统已经在三个国家投入使用，最特别的是增加了“社区监督模块”——当地村民可以通过简易终端标记可疑人员，既保护了隐私，又调动了社群力量。“您教我的，技术要和人站在一起。”女孩递给他的名片上，印着“伦理工程师”的头衔。

赵敏的脑机接口研究有了新突破。他们开发的“伦理决策模拟器”，能通过脑电波监测受试者的道德困境反应。在一次针对外科医生的培训中，模拟器成功预警了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