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强的。可惜，可惜了。我也有心脏病，方浩同志也有心脏病，千钟同志、张广大的心脏也都不太好。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个问题怕不是医学所能解释的，我看与我们的政治生活不太正常不无关系吧？每个同志的心理负荷都很重。我访问过许多国家，考察过他们政府机构的运作模式。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他们都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内阁副部长一级开始，从上到下是一批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僚，不参加党派和权力斗争。谁当总统都要使用他们。这就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我们就不然了，连科员都拉帮结伙，参与权力斗争，能不得心脏病？我也是到了这步田地，才开始有所反思，正所谓旁观者清。诸公以为然否？”

“老焦，你离题稍微远了点。今天找你，主要是要求你说清楚，郝相寿把何启章黑皮本交给你之后，你又交给谁了？请你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便说。你们也不便问。交给谁无关紧要，党性要求我不能谈论这个问题。你们回去翻翻历史，就知道了。我的问题还是那两句话。第一，我对何启章经济犯罪犯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第二，我在个人生活上有失检点。其他问题，你们说有，那就有。到底有没有，留给历史去验证吧。”

“你对你性生活的混乱，有什么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