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纪念活动的主持人宣布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才得以解脱。\咸~鱼-墈?书/ ¨已_发!布·最.薪/蟑￠洁/我回到斯帕索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当我把头靠在枕头上的时候，克格勃精锐部队阿尔法突击队正在发起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战斗。就是这支部队在1979年12月24日突袭了喀布尔的总统府，并且暗杀了拒绝请求苏联提供“友善的援助”的哈菲祖拉·阿明总统。

谁下的命令？

当我被电话铃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天空还是一片桃红。半梦半醒的我把话筒从话机上取了下来。打电话来的是我的副手詹姆斯·柯林斯，他告诉我维尔纽斯的电视台建筑群在夜里已经被攻占了，人员伤亡惨重。虽然报告只是片断不完整的，但是显然有许多平民被打死了，数百人受了伤。而且有迹象显示，对议会大楼的进攻可能已迫在眉睫。绝大部分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坚持留在大楼里面，数千平民聚集在外面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如果大楼遭到攻击，其结果必然是血流成河。

整个上午不断传来各种报告。除了外国记者的报道之外，通过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从1990年3月起在该地区实行的外交人员禁令几个星期前已经取消了），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目击报告。¨我¨的/书`城` !免!废￠越~毒+

中午时分，我为自己匆匆写下了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在联邦委员会获得对这种做法的牢靠的支持。不等调查委员会到达就开始这类军事行动，粉碎了两个一本正经的谎言，即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下达命令（这能让人相信吗）以及事态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难道说这一切大部分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些计划了呢？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在事情发生时他仍然担任外长一职呢？事实上，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维尔纽斯的最高委员会大楼有没有受到攻击。当我了解了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俄罗斯备派力量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反应，便能更好地把握这一事件了。我不能想象所有力量都会袖手旁观，但是我也怀疑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行动。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苏联外交部的请柬，邀请我去同第一副外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会谈。我的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和其他几国的大使同行们也被邀请参加。¨秒¨蟑\結+小,税+枉_ ^唔?错/内\容?集体召见我们，又是在星期天的下午，这暗示着问题既重要又紧急。

我们集中在一个中等大小的会议室里，过去谢瓦尔德纳泽常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议员代表团。科瓦廖夫是葛罗米柯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又高又瘦、态度和善，被公认为是一个西欧专家和严肃的诗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是代理外交部长了，因为他没有提到是奉谢瓦尔德纳泽之命。我怀疑是否谢瓦尔德纳泽本人拒绝召开这次会议，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不得不为戈尔巴乔夫做些辩解。

科瓦廖夫告诉我们他刚从总统办公室来，希望把总统的信息带给我们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当他翻阅笔记的时候，他的手有些颤抖，而且他嗓音也在异常地发颤。他接着说道，总统希望让他的外国同行们知道，他对攻击电视台的行为不负责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

全国的形势非常严峻，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国内纷争进一步扩大。他希望他的外国朋友们放心，他仍然决心继续进行他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决心要避免流血冲突。

我有些吃惊，不是因为否认了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是“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不再完全控制苏联的安全部队了。

此前，除了接到过一个电话提醒我布什总统将会强烈谴责维尔纽斯的暴行之外（此时在华盛顿还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示。但是，我认为对科瓦廖夫的声明不作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公众都对维尔纽斯发生的暴行感到震惊，总统不久可能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从我个人讲，当听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授权采取暴力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既然事情是这样，我猜测戈尔巴乔夫总统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这次袭击，指出那些有罪的人将会受到相应法律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