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重点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赋予所有国家那些原本身处收入结构底层的人以讨价还价的资本。^0*0!晓-税¨徃, ￠无·错\内.容￠在这一影响下，4个主要方面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即不同部门工人之间的待遇差异、熟练技工和非熟练技工的待遇差异、男女职工的待遇差异以及不同资历员工的待遇差异。例如，在1914年7月和1918年10月之间，德国布洛姆和福斯公司男职工每小时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113%，而同一工厂的年轻职工的工资比和平时期增长了85%，纺织工人的则更少，为74%。与此相反，书记员的收入比之前增长了62%，记账员只有37%，而出纳主任则仅超过30%。从对比中不难看出，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情况明显比白领要乐观。这种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一个造船厂工人的实际收入损失（9%）要远远低于一名高级公务员（52%）。换句话说，1914年公务员的月收入是工人的近5倍；到了1918年，这种优势缩小到不到3倍。这还没有将某些工种工人的工资补助以及儿童福利计算在内，战争结束时，这些福利累计数额可以占到一个非熟练技术工人工资的1/3。

因为将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工资进行对比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无法断言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否有明显不同。*x-i,n_x¨s¨c+m,s^.￠c\o′m\初步结果显示，战争期间，伦敦的工资差距缩小的幅度大于柏林；但是表9–8提供的数据却证明了相反的结论，但它仅仅涉及3个首都的建筑行业。

表9–8 三国首都建筑行业熟练技工与非熟练技工工资比，1914~1918年

资料来源：Manning,“Wages”,pp.262.

无论如何，工资的等级和差异并非外在因素所决定；很大程度上，它们与有组织的劳动者的相对权力有关。哪个国家的劳动者影响力最大？考虑到1918年11月发生的事件，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发生在德国的劳工运动格外具有军事化性质。实际上，这种“盛赞”用在英国工人身上更加合适：面对政府和企业主压缩实际工资以及“压迫”熟练技术工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彻底而顽强的反抗。最终，就连劳合·乔治都无法对这些反抗活动以及工资的螺旋上升趋势予以限制：1915年《军需法》第七条规定（休业证明制度）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并不得不于1917年8月被废除。*9-5+x\i\a`o,s-h-u\o·.￠c-o\m~1916年后，在劳动者施加的压力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压迫下，工资水平逐渐失控。

这种情况可以做如下解释：与其西方的对手相比，德国的工会受战争打击的程度更为严重。另外一种对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差异进行对比的方法是研究其各自的工会成员人数（见表9–9），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工会领导人全力支持战争，以此希望能够获得并维持与雇主们同等的地位，而普通工会成员并不欢迎其领导人所做出的让步。英国和法国的工会成员在战争期间几乎增长了2倍，而德国的工会人数却下降了逾1/4。在美国，这一数字也增加了大约85%。

表9–9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会人数，1913~1918年

资料来源：Petzina et al.,Sozialgeseschichtes Arbeitsbuch，vol.III,pp.110~118;Horne,Labour at War,p .398.

最后，参加罢工的人数同样可以证明德国经济并非那么敏感。很明显，英国的罢工活动要远远超过德国，而当局试图以暂时仲裁来代替罢工的尝试（如1915年军需部提出军工业的“管控制度”）也以失败收场。通过罢工和要求给予被解雇的人“休业证明”的方式，克莱德的铜匠们着实将试图缓和格拉斯哥地区形势的军需法院嘲笑了一番。此外，劳合·乔治也曾向矿工们献媚，目的在于让他们接受罢工禁令；但当威尔士矿工们还是于1915年7月“揭竿而起”时，他的计划也随之宣告破产。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向20万人发号施令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矿业的国有化问题一直是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