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垂青史的文治，也因此大为缩水。

萧衍的最后20年，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是骄傲，二是仁慈。

所谓骄傲，是萧衍躺在了他的功劳簿上，居功自傲，刚愎自用，乃至于丧失了一个治国者所应有的理智。

公元564年，萧衍身边的大红人贺琛，给当年已经耄耋之年的梁武帝上了封奏疏，言辞委婉的，指出了国家面临的四大危机——一是户口减少，贺琛认为是地方官办事不力；二是吏治腐败，无官不贪，贺琛认为是“风俗侈靡”造成的；三是官场风气不正，很多官员常借着些小事排挤对手；四是国库空虚，到了“日不暇给”的地步，贺琛认为，这是因为铺张浪费。

贺琛说的这四点，应当说还是相当公允的，切中肯絮，但是，萧衍拿到这封奏疏后的反应是什么？两个字——大怒，然后，亲自起草诏书，痛骂贺琛，予以强硬回击——一、你说地方官办事不力，可以，你具体指出谁谁谁有问题；二、你说要力行俭素，教化天下，说得对，但是老子还不够俭素吗？老子30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住所就一张床，不喝酒，不好音乐，每天三更就起，经常忙到一天吃一顿饭，以前腰围超过十围，现在两尺不到，老子他妈是为了啥？你说啊！三、你说百官无不奏事，只是说些鸡毛蒜皮小事，夸大政绩，想要升官，好，你现在不许百官奏事，岂不因噎废食？没听说过“专听生奸，独断成乱”这句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