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舍离别而又不得不离别的情感，是多么的感人肺腑。￠q\i!u*s-h￠u?b·a′n￠g,.￠c_o¨m`

在消沉与苦闷中隐居、读书、作诗

陈独秀从1902年加入日本留学生中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起，就以满腔激情投入到一系列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的运动中去，但是，其结果是不断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诸多战友被杀或被迫流亡而去，报纸学校纷纷解散，更有岳王会的弟子几乎是集体加入了他看不上的同盟会。而对同盟会，他又因对其纲领、组织、行动有看法，自命清高而不能随“俗”，陷于自我孤立。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自己探索的唤起民众、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所有这些使他从1907年起逐渐陷入寂寞、消沉、苦闷、彷徨之中。而到1909～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因亲爱的兄长陈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赵声等人的相继去世，这种孤苦、消沉的情绪又加重到了极致。

1909年9月、10月间，陈独秀由日本返国，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讯，到沈阳护孟吉棺木返回故里，忆及早年兄和母亲抚育之恩，不禁泪如泉涌，作《述哀》五言长诗痛悼：“……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0!0·小`税/惘* +醉~薪+彰^結?哽*辛*哙-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迍邅。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悬。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66]

这并不像1903年《哭汪希颜》那样，化悲痛为力量，抒发豪情壮志，而是述说“儿命青丝悬”，希望与兄同去“双还”；表示悲伤之深，同时也表示其这时的志气之消沉。

陈独秀这次住家，时间较长，约有两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与胡渊如曾去拜访程演生，二人结为终生友好。程演生与陈是同乡，曾游学欧洲，学识广博。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安徽学院院长，并先后出使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罗（泰国）。五四时期，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曾亲自支持陈对文科教学进行改革，嘱陈“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67]

己酉岁末（1910年2月初），陈独秀再到杭州。^0-0^小!税+罔* ¨无?错,内/容!有人说，他此次在杭州隐居一年半左右，根据是1911年1月5日《民立报》上“小奢摩室诗话”栏里发表的陈独秀所写的两首《感遇诗》。编者“大哀”在诗前序中说：

吾友怀宁陈仲甫，弱冠工属文，往曾访予扬州，相得甚欢。此后，君即留学东瀛。去岁归国后，隐居杭州，日以读书为事。所为诗日益精进。今春曾以《游山》诸作见示，予性善忘，都不省记。昨又得近作《感遇诗》五古念余首，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

这篇短序，概括了辛亥革命前夕陈独秀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大哀”即王旡生，名钟麒。1908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度假路过扬州时，王曾拜访。为什么二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不仅因为二人是安徽同乡，都博学并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王旡生对时政、民生、宗教、文艺等都有研究，发表过重要文章，并擅长骈文，熟于稗史，能够以芳馨悱恻之词，达小雅诗人之志），更主要的是二人都是反帝反清的激进派。王曾历主激进的《神州日报》《民吁报》《天铎报》笔政，现在又主政《民立报》，受到陈独秀的信任和尊敬。于是，他主持的“小奢摩室诗话”成为陈独秀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1907年，洋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电车，王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洋人搜刮金钱，断绝人力车夫生计。洋人即派警探四出捉拿他，逼得他逃亡扬州。所以，陈独秀与他保持密切关系，说明这时他虽有消极情绪，但反帝反清激进派的立场没有改变。

陈独秀这时的确情绪消沉。当时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全国反清排满革命运动是如火如荼，风云激荡，而他却“日以读书为事”，还有心思“游山”，写诗吟诗，发“忧时感时”之情。这是为什么？这20首诗，充分展示了他当时复杂的心情和对人生与革命重大问题的一些思考。《民立报》只发表了两首，后来在1917年5月1日的《丙辰》杂志上20首全部刊出。以下根据此诗作和参考王昭训女士《陈独秀〈感怀〉20首阐释》及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先生《陈独秀诗集》注，来全面观察一下陈独秀当时隐居、读书时的所思所想——利用所读书中的故事典故即兴抒发自己的情怀和经验。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