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逃到上海时，革命者正利用外国租界与清政府的矛盾，反对清政府把章炳麟、邹容从租界引渡出来给予严惩的要求。\三?八?墈￠书*蛧′ ′追¨罪?鑫~璋·截￠东京和国内的革命运动暂时低伏。为了继续革命，在《苏报》被封后，章士钊筹办《国民日日报》。章士钊于1902年3月到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与汪希颜是同学。这时正好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南京拜访汪希颜，与章士钊结识。汪希颜于这年暑期病逝，而陈与章却结下了一辈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1903年8月7日，陈独秀参与章士钊等筹备的《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陈独秀、张继等人主编。在这里，陈又结识了苏曼殊、何梅士、陈去病、林獬、刘光汉（即刘师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国民日日报》接受《苏报》被封教训，文章“论调较舒缓”，且多不具真名，说明革命者在斗争中正在成熟起来，开始讲究斗争策略。章士钊回忆说：“《苏报》被封后，余与陈独秀继办《国民日日报》以善其败。但论调之舒缓，即远较《苏报》之峻急有差”，不“为爆炸性之一击”。\3-疤-墈?书.网￠ \庚~芯^醉`全^[63]该报的另一个特点是“格式多创作”。陈独秀给《国民日日报》带来的这种风格，以及他后来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与章士钊主持的《苏报》《甲寅》比较来看，活泼、新颖、讲求宣传实效，是陈的一贯风格。因此，《国民日日报》，因其“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并且比《苏报》“规模尤大”。[64]

陈独秀给《国民日日报》出了多大力，发生多大影响，可以从章士钊回忆中深切看到。陈独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寿里《国民日日报》编辑部，与章士钊、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陈、章与张继三人主编，实际是陈、章二人总理编辑事，甚至负责全部文字校对，每天工作至凌晨，习以为常。[65]而当时他们生活条件之艰苦、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后，“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白\马!书.院* ~勉_沸￠悦¨黩￠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66]（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陈独秀穷干实干革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及至1941年5月，即陈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斗争发生多少冲突，陈多次严厉抨击他并表示与其绝交，章士钊还写诗深切怀念他与陈的这段日子：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67]

章士钊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计其功过，就以其在政治、学术、法律、文坛上所达到的成就来说，不愧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陈后来对他发出多么严厉的抨击和批判，始终没有影响他对陈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谊。这也可反映出陈独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同时，从当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陈独秀不愿意享受其嗣父陈衍庶为其创造的公子少爷那种优裕的生活条件，却挑选这种危险艰苦潦倒的生活，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情趣和志向所在。

但是，《国民日日报》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当局看出。报纸仅办两个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镇压，便发通令不准商民售阅：“上海逆党著书刊报，煽惑人心，大逆不法。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依然妄蜚语，昌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售《国日日民报》，提究。”[68]而且，清政府派人侦得，“该报执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于为非，扰害大局，怂人观听，藉广销场。但使无人阅其报纸，彼必支持不住，不难立即闭歇”。于是，又传令总税务司和各地邮政局，严禁销售，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69]10月7日，上海知县汪郁琨即发出告示：“不准商民购读或寄销《国民日日报》。”[70]

可见，清政府对《国民日日报》是十分害怕的。但是，由于当时民心所向，该报未被清政府压垮。总税务司给清廷复函说：“如此禁寄，防不胜防。”“清廷遂不得逞。”[71]12月初，该报终于停刊，却是毁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