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各地追悼祭奠的参与者，以及各纪念专刊撰写追思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有多重身份。?y.k*r_s?o~f-t￠..c~o!m+特别是自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像翁文灏、丁文江等不少知识界的一流学者都开始参与到实际政治中，由“议政”而至“参政”，行走于政学两界。[64]传统士人政学本是合而为一，只是民国之后才渐有分途，但在心态上却往往纠结于传统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蔡元培曾力倡政学分开，更倾向于做一个纯粹的学人。所以，当年他一入北大便费尽心力地向学生灌输求学不是为了做官的观念。不过，蔡元培后来的现实境遇却并未能完全如其设想，而是时时处处陷入为学为政的冲突之中。

若从另一角度看，蔡元培纪念仪式的参与者呈现出的这种多重身份，正好与蔡元培生前亦学亦政的经历相对应。由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分别凸显出其生前不同的面相：一个是参与创建民国与积极为抗战事业奔走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另一个则是作为北大校长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d~i?n\g~x¨s,w?.·c_o′m`纪念的主题也根据参与者而呈现出不同的选择：有的是在抗战建国主题之下强调蔡元培作为凝聚民众精神导师的政治意义，有的是追述蔡元培在近代教育学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特殊贡献。蔡元培在港去世，消息突然，纪念仪式参与者此时的叙述，大多带有亲炙者个人的情绪情感体验，通过回忆与蔡元培交往的各种细节，构建起一个以学术与道德救国的长者形象。在各大报纸杂志集体追忆的作用之下，蔡元培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与兼容中外的思想气度得到最为集中的再现与梳理。蔡元培的生命也以基于交往记忆的形式延续下来。

扬·阿斯曼指出，仪式的作用就是“要使集体的认同体系保持活跃而不至于陷入停滞状态”。通过仪式，那些“与认同相关的知识传达给了每个参与者”。[65]综观包括蔡元培公祭追悼仪式以及报纸杂志的集体追忆在内的纪念仪式，无论是更多出于现实情势考虑的政治权威力量，还是相对单纯的教育学术界，都以各自的现实需要强调蔡元培某一面的特有品质。^衫+叶·屋\ ·已?发-布¨罪′辛*璋*劫*得益于这些参与者的多重身份，有关纪念主题的政治与学术的不同取向得以以调和的方式共存。不过，这种并存只是围绕着纪念活动而暂时存在，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这种短暂的平衡被打破了。

第三节 作为思想资源的“蔡元培”

自蔡元培去世之后，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记忆的变迁，不仅是学术界追思往事以应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也与现实政治的起伏密切相关。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不同群体皆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纪念仪式之中，而蔡元培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好成为各方为自身利益而展开的重新诠释历史之争夺的思想资源。由于蔡元培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特殊的身份与地位，特别是与北大以及近代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如何定位和评价蔡元培一生的功过是非，便成为国共两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是，在时人有意无意的宣扬与遮蔽之下，蔡元培以及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如何被赋予追求独立精神代表身份的。

1943年，即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时，《中央日报》社论开篇即有言：“蔡先生的生平，不是一言可尽，但是人人印象深处，有一个蔡先生，人人精神境界中，有一个蔡先生的典型。”[66]虽然纪念仪式发挥出的效力最直接体现在仪式性的场合，但仪式产生的潜在影响却并不完全以此来衡量。从一定程度上说，纪念仪式带来的情感与精神上的冲击力是有限的，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而后人不断重新叙述、书写与解读的过程却更持久、更易于映射出历史记忆的流变。扬·阿斯曼提出，对亡者的回忆可以区分为“回溯性”（retrospektiv）与“前瞻性”（prospektiv）两类。“回溯性的对亡者的回忆”，是指群体与亡者有共同生活，亡者被不断带入当下，并以此方式构建出一幅关于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图像，亡者自然而然地被纳入此幅图像之中。而前瞻性对亡者的回忆，受到文化的影响更大，注重的是“功绩”、“名望”及其获取的方式。[67]

作为五四期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因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解释权的纷争而成为共同争夺的思想资源。处于合作抗日之中的国共两党，其政治立场上的差别以及各自意识形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