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处理蔡元培的辞职，尽管北大教职员、学生在外界看来是采取了一致行动，但在北大内部最初讨论之时，各方特别是教职员意见并未即刻达成一致。￠d·a¨n_g′y`u′e`d?u`._c￠o￠m′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吴虞在日记中说，蔡元培辞职后召开的全体教职员大会，“教员到者，不过三分之一”，“人心亦殊可见”。[119]他们在具体讨论时也多有分歧，“有主张激烈者，有主张和平者，有折衷持平于两派间者”。激烈一派主张继续请愿，甚至不惜再次上演流血惨剧。和平一派则以为，流血之举无益于实际，只须专注“留蔡去彭一点上缓和做去”。而最终则是折中一派“大占优势”，具体的主张包括：不采用破坏秩序之举动；不坚持非蔡来不可，但须贯彻去彭主张；始终抱教授治校之主旨；等等。而其中的中坚人物，如胡适之、顾孟余等，极力反对停课，还特别提出“如有校长则非蔡来不可，蔡不来，则无校长亦可以维持”。[120]五四之后，北大逐步实行教授治校，即便是校长不在校，也足以维持学校正常进行。在这样的情势下，北大内部越来越多的有关校长人选的不同声音，可以说是教育界内部多元化的缩影。

蔡元培最初以个人名义提出辞职，而非援引之前国立各校一并行动的惯例，正是因为“法专与农专为彭系的人”。\s.h′u?q·u?n′d_n￠s..^c,o·m-[121]早在前一年，北京教育界内部就已不复五四前后共同进退之势。据胡适1922年4月9日日记，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召开大会。会上多数人主张延长春假，实则是不满政府拖欠薪酬变相罢课。蔡元培亲自出席会议，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坚决不肯延长春假，并表示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但不能抵抗”，各校仍一律开课，但联席会议各代表则选择一齐辞职。[122]1922年7月，在中国教育改进社济南年会上，众人因是改革还是取消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问题发生争执。此后，报章舆论即出现北大企图吞并法专的消息。[123]曾任年会高等教育组主席的蔡元培特意撰文说明真相，感慨道：“方今全国教育事业，均有朝不保夕之势。北京国立各校，尤危险万状。彼此互助不遑，岂宜再于内部争无聊之闲气。”[124]蔡元培不想为“无聊之闲气”起争执，但已有某些人认定势必要争一争高下。当然，所欲“争”的不单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更有京师国立各校的地位与利益。北大因其特殊之地位，向来以群伦领袖自认，处处争先，却也因此树敌不少。/齐′盛?暁\税·罔￠ _已^发·布~嶵.歆′彰.结,[125]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就职之后，学潮亦未因寒假开始而稍有停歇，再加上教育经费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126]彭允彝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派代表当面挽留蔡元培。[127]北大方面态度强硬，表示自2月1日起绝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公文，具体校务由评议会维持，同时继续“驱彭挽蔡”运动，拒绝政府任命校内外之任何人出长北大。[128]对此，彭允彝也不甘示弱。2月9日，他与大总统黎元洪联名发出了“整顿学风”的训令，指斥“士习嚣张，风化凌替”，“少数教职员及在学生徒等，聚众干政，倡言脱离政府，解散国会，甚至飞腾异论，不审国情，借口研究学说，组织秘密团体，希图扰乱公安”，表示将“依法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准备再施重拳。[129]之所以有如此决绝的态度，除了要压制愈加高涨的学潮之外，也是针对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后迅速掀起的各校学生的声援而渐有的“学潮”“工潮”合并之势。[130]政府的态度无疑意在阻挡蔡元培返京，想以最快速度抑制风潮扩大。直到2月底，双方仍在僵持，学生开始出京寻找外援，而彭允彝也没有要妥协的意思，对抗又有逐渐扩大之势。[131]此时，上海《申报》以《北大校长问题之各面观》为题，分析了此次风潮可能的走向：

若是仅就北大一校现状以观，在彼等教职员及学生，固明知蔡氏必不能来，而仍口口声声谓非留蔡不可者，则以其最后有两种目的焉，第一目的在于倒彭，第二目的在于离教部而独立，或即由此创成一种废弃校长，教授治校之理想新制，倘二者不能达其一，则无论何人来长校，皆不能让其安稳接办下去，此则彼等业经决定之主旨也。[132]

与民国期间的历任教育总长相比，彭允彝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