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是：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学校“岌岌可危”，“已山穷水尽，无力维持”。[13]两者相较，更是引发了蔡元培的无限感慨。1921年8月，他还在洛杉矶参观期间起草了《教育独立演词稿》，意在“不受宗教与政治之干涉”。[14]在蔡元培的理想中，教育应超轶于现实政治并且独立于政党和教会，教育家可以专心于学问本身，不必因政权的更迭而减损教育的成效。民国初建，蔡元培就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集中表达了其对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设想。他从康德二元论哲学出发，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部分。蔡元培将“实体世界”解释为“不可名言”的“观念之一种”，类似于不同哲学或是宗教流派“所达之最高观念”。在他看来，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同一世界的两个方面，犹如“一纸之有表里”。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统一。他还把教育划分为两类——“隶属于政治者”与“超轶乎政治者”，提出政治家所追求的只是现象世界的现世幸福；宗教家则是通过“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以追求实体世界；而教育家应该做到的不是只满足于现世之幸福，而是“立于现象世界”，同时朝向于追求实体世界。也就是说，共和时代可以开始考虑怎样办理“超轶于政治”的“新教育”的问题。[15]到1922年《教育独立议》发表时，蔡元培更是将这种交织着现实主义关怀与理想主义信念的教育图景推到极致。他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