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指责古文复兴运动都是“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其“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由此他即断定“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微?趣￠小*税`徃′ ?嶵￠歆\璋-截`更*薪?筷￠[156]这恐怕也是时人的某种共识。林纾影射小说《荆生》发表后不久，关于北大的种种谣言就跟着开始流传。[157]林纾立刻被视为罪魁祸首，被嘲讽为只会“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指林纾一派——引者注）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158]。刘半农后来也回忆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159]在新文化一派眼中，“伟丈夫”荆生就是当权者，即是安福系徐树铮，此点已毋庸置疑。本来《新青年》讨论的只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而且“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尽可从容辩论”，林纾却“倚靠权势”，“暗地造谣”，这才是最不可容忍的。^x^i!n·2+b_o!o,k\.*c*o/m_[160]新的传言不断出现，称林纾“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161]此条消息虽未有确凿证据，只是捕风捉影。但是，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确曾据总统徐世昌的授意，致信蔡元培，主题即是希望其针对“稍逾学生范围之外”的《新潮》“加以检约”。[162]此后，社会上又不断传出林纾与政治丑闻间的难以辨明的传言，虽说大部分难以证实，却也多少有些无风不起浪的意味在内。

面对北大的流言，以蔡元培的身份和涵养，一般很少主动辩驳，即便有所回应，态度亦是不卑不亢，颇有大将风度。对此，傅斯年则提醒说：“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有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_兰\兰_雯_血` ￠免·废¨粤^犊\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163]在处理与林纾有师生之谊的北大学生张厚载时，蔡元培的态度就相当严厉。张厚载曾以《神州日报》记者的身份，多次散布有关北大的谣传。[164]林纾《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发表之后，张曾去信解释与林的种种关系，希望蔡元培“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还戏称可将林纾的几篇文章看作“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张厚载落笔之间不乏一股戏谑的口气，把北大的名誉当作儿戏。就算蔡元培的涵养再好，对于“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自然也不能“大度包容”，更不可能允许将关乎学校声誉之事，看作“最有趣味之材料”。蔡在回信中言辞颇为严厉，称：“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校之心，安乎，否乎？”[165]北大早已是“众矢之的”，国立大学显然并不需要靠此等材料赢得关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曾多次提到要消弭外界对北大的猜忌，可见他最想改善的就是北大的社会形象。3月31日，北大评议会将临近毕业的张厚载开除学籍，理由正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学校名誉。[166]

至此，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可告一段落。回顾整个事态的起承转合，林纾发表影射小说已是“失德”在先，再加上立论上的缺陷，论战之初就足以预见必败的结局。以蔡元培的阅历和学识来看，这样的结果恐怕早在意料之中。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蔡元培是有意借此机会重申改革北大“兼容并包”的主旨，但从论战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他选择应对林纾挑战的初衷多少让人觉得并非那么单纯。自身的学术声名和社会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林纾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德性上都已无立足之地。社会舆论也因鄙视林纾的行为而对北大的种种改革有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兼容并包”被视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理念，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