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动……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42]熟悉蔡元培的人都颇为信服对蔡元培“完人”的赞誉，由人格魅力所散发出来的“真器局、真度量”，正是他得以汇聚人才的关键。

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追求的是学问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结合。作为前清翰林的蔡元培，显然也在践行着这一传统信念。他自认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一生追求的还是学问本身。这种对待学问的态度，也成了他的人生态度，并由此深刻影响了北大改革的诸多取向。五四后，蔡元培留下一纸启事，毅然返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将先回故乡，……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日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43]这样的研究计划恐怕早已定下，而非五四之时烦乱状态下的突发奇想。蔡元培的书生本色由此可见。蒋梦麟把“蔡先生的精神”归结为“温良恭谦让”“重美感”“平民生活”，谓此种精神源于蔡先生的“学问”，并以此勉励北大学生积极向学。[44]梁漱溟更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注意，“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而“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