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研究，修养的目标就都会随之实现。所以，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学生的任务也并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诱导学生的研究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并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由洪堡及其后继者所开创的“这种大学的新模式，无论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在柏林大学建立后不久，便在德国得到普遍的接受。……（新的大学观念）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被广为接受，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活动和科学的崛起”。[31]

柏林大学建立时，德国即有把它发展为德国科学与学术中心的愿望，希望能用德国大学的脑力来弥补普鲁士在物质方面的不足。[32]德国也正是凭借其大学的学术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跻身世界强国。就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确实在某些方面与当年的德国相类似。由此，教育救国无论在理路上还是现实中都有了可以利用的经验，援引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也变得顺理成章。蔡元培一直苦苦寻找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似乎也随之明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