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因此如何做出选择就关系到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他指出，“与旧的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企图，遭遇到一种历史沉淀，因此有破产的危险。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29]

自1980年代开始，西方历史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不少学者借由对纳粹大屠杀与历史表现关系的探讨以及相关的对历史创伤的研究，开启了对“历史记忆”问题的持续关注。[30]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指出：“鉴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屠杀必定由于幸存者对它的记忆而成为历史性的。仪式上不变的重复并不够，记忆化最终必定有赖于语言。甚至在纪念物以图片或博物馆藏物品的形式存在时，它们的意义也有赖于澄清它们的话语。”[31]凯尔纳指出了“历史记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历史记忆”在根本上是指通过语言而表现的记忆，历史并不是记忆凭借语言所做的直接描述，而是运用作为历史文本存在的记忆进行的重构。所以，就某一历史事件而言，有关它的认识与理解会随着历史文本的增加而不断叠加，而由不同表现方式构成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必然使历史本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