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讨论“新俄”问题时提出的“党治”之下是否能实行民主的问题。胡适认为苏俄走的是美国路，其基础是苏俄在专心办教育，可以通过教育从专制走向民主。如果联俄的国民党也走同样的路，则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新中国”应该可以同样走向民主。

但胡适虽然一度主动认同于国民党，国民党却未必认同于他那新文化运动。从北伐一开始，胡适就担心能打仗的蒋介石能否成为“政治家”，他一直关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国民党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他希望的“有计划的政治”。“党治”初期的经历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曾专心办教育，而且还要“党化”教育，这样当然无法朝着胡适希望的民主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说明，国民党实际是想要“党化”一切，这个政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相距越来越远，他终于不得不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站出来做“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