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中国式组织，则其已不可能为胡适所推崇。北伐尚未统一，胡适对国民党的观感已急转直下，到北伐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更多是一个知识精英与当国之政党或中央政府的关系；胡适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为只有那样“国际”的观感才比较好），其立场不能不朝着“进谏”的方向发展，在“诤臣”与“诤友”间徘徊。[53]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1928年5月，胡适在光华大学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讲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时，也提到对国民党的影响，他举例说孙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运动以后方有的”。这在胡适，还是承续以前将五四和国民党连接起来的取向，基本是出于好意。但在国民党人看来，恐怕就是对孙颇不敬了。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是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54]这次讲话语调尚温和，但已明确说国民党的政治尚未“走上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