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民治制度”，正接受苏俄援助并仿效苏俄政治行为的国民党之“训政时期”自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转化）。

胡适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对胡适那“新的兴奋”有所疑问，他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他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在胡适“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