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中有浪人名Dobbin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咸.鱼?看,书- _首!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Karakham［加拉罕］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到中国大使馆，见着代办郑子俊先生、参赞夏君。晚上我出来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

（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装。`l^u_o￠q`i\u.f_e?n￠g~.￠c^o￠m′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可以看出，胡适自己的记录也有其选择性，且不够详尽，尤其是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但胡适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主要是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整体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而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57]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补。

譬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胡适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在其稍来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叁.叶-屋_ `追.罪_芯￠章^結￠[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又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一语，也是他向有的主张。胡适在1922年10月所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就说，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故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中国人如果“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59]

而汪菊农的回忆明确了中山大学“同学们”和拉狄克对胡适不满之所自，即他表彰苏联不够，又公然为美国说好话。此虽为传言，也相当能说明问题。胡适实在有点不通人情，苏联也曾退还庚款，当年北大发工资即曾靠此款。今在苏联而不先表扬苏联所为，却强调美国的“首先”，当然容易使人不快。赞扬美国的确是中共对胡适最不满之处，曾与胡适“好人政府”主张相当接近的恽代英到1926年也说：就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会大学］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60]

可以说，胡适与中共当年在政治主张上的一大歧异，就在反帝方面。但这一分歧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胡适这样有着“反封建”佳绩的知识精英所取的联合态度，胡适访苏期间中共（以及苏俄）便对他实施了“争取”的努力。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倾向大体吻合。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本盛，到五卅后更有增无减。张彭春曾说，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