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激主义”渐有风行之势，才要研究社会主义，希望或能达釜底抽薪之功。胡适因仓促为文，心里想着攻击安福系，不知不觉却使用了安福系方面的材料。如果不是他进攻安福系的文字太明显，他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与安福系一致的。正因为胡适先攻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出来委婉反驳他并不十分以为意。但研究系的蓝公武出来做长篇驳正，他就不那么能原谅了。胡适在随后不久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一再把研究系的刊物名称《解放与改造》拿来作攻击的对象，后终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弄得相当对立。

上述这些只是近因，从思想资源看，胡适有关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主张渊源甚早。这里既有杜威的直接影响，也有在接触杜威之前已受到的影响。还在康乃尔大学时，胡适有一次做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去请教他的老师桑普森（M. W. Sampson），结果被老师责以“不应该强作‘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分别”。胡适把老师的话当作不说违心应酬话的范例记得甚牢。但那还是言外之意。其直接的影响，虽然可能是无意中的，即是应该少谈主义，而多注重具体问题。1914年有个哈佛留学生对胡适说，救中国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国人不知之。胡适当时就不以为然。他后来指出：“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不管位之高低，总“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简言之，“救国金丹”就是“执事者各司其事”。[21]这已是注重问题胜过主义的先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