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已有点愧疚感之时,恰又遇到好几个洋人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人应尽的“社会的良心”之责任。!看_书^屋~ \已¢发/布+醉_新?章-結.1921年6月,胡适与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 Dealey)交谈。狄雷很不赞成当时中国的分权趋势,并告诉他:“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狄氏尤其“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狄雷的话在同一时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为其送行的大会上盛赞中国读书人趋新不守旧,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希望有活动的能力,实行的精神”。如无后者,前者也无用。杜威特别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为因果为例,指出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理论上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两个月后,胡适到上海,那里的名记者、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索克思(Gee E. So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饭。胡适记载他们的会谈道:索克思“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他颇责备中国的智识阶级,其实不错”。[14]洋人都在责备中国读书人,而胡适也有了同感,这又是他谈政治的动力之一。_E¨Z·暁-税*王\ ¨埂`欣~蕞!全_
可以看出,胡适谈政治,决不是什么不得已。这里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但胡适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不论是自认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人,他对国是都不能不关怀,而且他确实也一直在关怀。胡适本来就有“议政”的愿望,而自我压抑已久,后来已到“忍不住了”的地步,当然也就干脆谈起来了。不过,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由于来得较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二 问题与主义
“问题与主义”是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题目了。但绝大多数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适自己的看法,都有极强的倒着放电影的倾向。虽然遣词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后来的胡适自己都是把这看作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在这一点上双方有惊人的一致。其实如果我们学一下胡适将历史截断到1920年,假设大家都不知道此后的历史发展,再看当时的情景,看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求\书?帮/ /耕!芯~蕞*全*
首先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就要下降。在胡适个人,他当年已明说这不过是他谈政治的“导言”,离“本文”还差得远。三年后做的《我们的主张》,大约才属于“本文”部分,因为他在日记中说那是他“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可知前此所做,还不算正式的政论。其次胡适也并无意与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冲突,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他的好朋友。李氏那篇与他讨论的文章就刊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该文本是通信,连题目大概都是任编辑的胡适所加),这与研究系的蓝公武(知非)的文章先发在《国民公报》上就大不相同。李文相当客气,而胡适在“三论”中写到李的部分有时不那么委婉,也许略有后悔,特意补写“四论”,专门谈输入学理的问题,实是正面回应李的主张。“四论”未及刊出而《每周评论》已被查封,胡适又将其送到上海的《太平洋》杂志发表,并收入次年出版的《文存》,仍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有这个层面的见解。[15]
1922年胡适写完《我们的主张》一文,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李大钊字]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胡适是学了很多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半夜打电话,可知心中对文章颇得意,思绪还在激动;而更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李大概是胡友人中最能干实事者,也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好人”。关键是李在写争论文章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在胡适与之商量发“好人政治”宣言时已是,这一点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天下断无在写“导言”时已与之起大冲突,而到写完“本文”时还于半夜首先与之商量怎样处理这更要紧的正式部分者。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次争论在胡李之间,及在其分别代表的“主义”之间,在当年对双方确实都不算多大一回事。
胡适与另一个后来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关系还更亲密。胡的“暴得大名”,全靠与陈合作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