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威，所以胡适在他那里引来“存疑主义”和“拿证据来”的口号，都极为理直气壮。[58]

冯友兰曾说，“疑古”是五四时期的一种风气。这里的“疑古”就有着某种现代意味，而且一些顶尖学者还在竞争谁更能“疑古”。冯氏回忆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来自认为是提倡‘疑古’的精神。但是在老聃这个问题上，好像他的‘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启超和我。他未免耿耿于怀，因此更坚持他的说法。”胡适对梁和冯都确有耿耿于怀之处，是否即因此，当别论。胡适晚年仍记得在关于老子的时代问题上，其立场“反被认为比我的一些朋友们更为保守”。[59]他果然一直注意是否保守这一点。冯是过来人，有其亲身的体验，他的话大致是不错的。梁、胡、冯都是“疑古”这一条战线上的战友，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的治学方法，在立意上也超过乾嘉诸贤，是以主动“疑古”为出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