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贬义的）表达出来。就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哲学”的沟通言，胡适的书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42]这个划时代的作用，要到冯友兰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才顿减其开拓意义，这就是后话了。

吴稚晖曾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发生的“流弊”，就是“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43]这虽然是吴氏的门户之见，但也从反面论证了胡适开风气的影响有多广泛。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方法论“对于当时从旧学出身的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有说服力，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最熟悉的东西；有吸引力，则因为其中又涵有新的成分，比传统的考据提高了一级，成为所谓‘科学方法’了”。特别是胡适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解释《墨子》，尤为当时人所推重。吴稚晖并不是无的放矢。梁启超治诸子学虽远在胡适之前，并且特别在“墨学”上对胡适有启蒙之功，但这时他恰好脱离政治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就是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辨新诂》的刺激之下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