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47]钱氏并非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只是后起的响应支持者，而革命的对象却由他来“找到”，其间所透露出的消息，意味就十分深长了。胡适所说的“找对象”，真是传神之语。钱玄同在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两句口号之时即指出：“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想要“找对象”的倾向甚明。后来“此辈”并不“咒骂”，颇使新青年同人扫兴。鲁迅在钱玄同约稿的要求里即看出了“没有人来反对”的“寂寞”。钱氏后来不得不自己化名出来咒骂自己，正是想要自增价值那种“找对象”情结的自然发展。[48]

萧公权先生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未能见到‘孔家店’已无多少顾客，要打倒它，无异是打一死老虎”。这是萧先生做学问太君子，所以被新文化人“欺之以方”了。若将陈、胡、钱的话联系起来看，则立新必须破旧，革命要有对象，哪里还管老虎是死是活呢。胡适晚年提出，有人说他打倒孔家店是不确的，当年是胡适支持吴虞打倒孔家店，而非自打，似乎表示对打倒孔家店并不完全同意。若从胡适爱用的断狱方式看，支持打与自打当然有区别，但若从动机和思想倾向去看，两者殊无二致。那么，胡适的意思何在呢？他在《怀念曾慕韩先生》一文中说：“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这大约就是他一生反对颂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意所在了。[49]本此确可将胡适与“打孔家店的吴虞”（其实这也只是吴的一个“形象”，若把两大本《吴虞日记》读一遍，即可知吴氏身上“孔家店”的成分，恐怕比胡还要重）区别开来。这又可见胡适有些话是有所虑而发，且婉转出之，不能全从字面看。但他并不真想打倒孔家店却又要支持的苦心，其追随者是无法知道的，结果当然是用力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