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足以当“审”字。想其心目中的“不审”，还不知有多频多快。胡适的善变固然是其个人特征，但那段时间的中国甚至世界，都正经历着翻云覆雨、既快且频的大变，胡适已是有意想“以镇静处之”者，余人尚不知怎样变化来“赶上时代”呢！而且胡适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不变，那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仔细观察，每次变化的后面，都可见那一层“不得已”的爱国心。所变者，不过是其表述、诠释以及拟想中的解决之道罢了。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起，胡适认为，中国之事，“病根深矣”。许多留美同学“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反失了“大国国民风度”。在同学会集会专论此事那天，他因事不能参加，先留一条子请会长代读。上面说：“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结果，“会中人皆嗤之以鼻”。他的好朋友任鸿隽也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这“又来了”数字，暗示了胡适的不争主义一向不十分得人心，此时当然更加不受欢迎。他继而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一篇公开信，呼吁采取他所称的“理智爱国”（patriotic sanity）的正确途径，并重申：“吾辈远去祖国，当以镇静处之，以尽学子求学之责。切勿为报章之喧嚣所纷扰，致离弃吾辈之重要使命。吾辈当庄严、镇静、勿被扰、不动摇、安于学业。吾辈尤应自我预备，若祖国能渡此大难——对此余深信不疑——乃推动其全面之进步；即或不能，亦可使祖国起死回生。”[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