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难怪他的同学都笑他“痴妄”。[27]

但是胡适此时还没有想到假如日本的行为证明他确实“痴妄”，中国应何以处之。他在夏天与女友韦莲司讨论过这个问题，韦女士主张取不争主义，胡适则持两端，觉国防也不可缓。到11月的一次演讲中，他仍主一面讲国际道义一面准备国防。但在同月韦女士将去纽约时，两人又谈及不争问题。韦女士重申不争胜过争，她也以比利时为例明确指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损失虽大，若抵抗，则损失必“更大千百倍”。胡适已有同感。[28]但日本的威胁是明显的，争与不争，都要有个解决之道。

到12月，胡适终于决定接受韦莲司的观点，并“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他因而从根本上考虑和论证中国的国防问题。胡适以为，今日世界之大患是强权主义，也就是以所谓“天演公理”为思想基础的弱肉强食的禽兽之道。他显然已读过更多的西学著作，认识到“天择”之上还有“人择”，养老济弱，就是以人之仁来救天地的不仁。他在那年早些时候写的《非留学篇》中认为中国旧文明不适于今日之时代和世界，其中之一即“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今思想既然扭转，胡适乃专以此说来纠正优胜劣败之西说。他再读中国古代的老子、墨子，就发现其以争斗或不争不斗来区别人禽（其实儒家亦然）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可以用来构建他的大同主义。这样，对胡适来说，西方的“人择”说就起到了为中国传统思想正名的作用。[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