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故在这方面下功夫也最深（详后）。

《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很能提示清季的“西学”或“新学”的含义本是极广泛的。对不同层次的读者，同一本书或同一个词的意义可以是很不一样的。严复是当时中国最谙西学者，他在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成《天演论》时，已对原著进行了删节。赫胥黎主张以人伦准则约束人的自然发展这一重要观念就已被严大量删去。但如胡适所指出的，由于“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吴汝纶的节本再删之，不免又有见仁见智的取舍，而“太古雅”一点仍未变（吴是桐城正宗，删去的很可能还是不那么古雅的部分）。最大多数的追随者——包括读者和根本未读的听众——真正接受的，实只剩那几句化约到最简单的口号了。而且，读者或听众大抵是各取所需。梁启超曾说严译诸书“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暗示这是晚清西学运动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姑不论。但一般人所关怀的，恰是“时势”；他们从严译之书中想要看到的，也正是与时势不远者。故从接收者一边看，不论严复所译为新籍旧籍，大多数人所想看和看到的，只是对时势的解释而已。可以想见，即使读者所抱的关怀都是时势，读不同本子的读者所得的“天演”观念仍是不甚一样的，当他们都使用“天演”观念进行思想对话时，实际上彼此所说所指，还真未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