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页。

[10] 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11] 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6日。

[12]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第6期，第23页。

[13] 《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页。即使这样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还算不够尊西的。他注意到，该校得一从美国学教育获硕士而仅“并及历史”的徐则陵归，即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取外间视为旧学象征的柳诒徵而代之。同样，一般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梅光迪也并未将柳氏放在眼里。可知以“守旧”著称的东南大学，其实际的尊西倾向并不弱于他校。参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第228—229页。

[14]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15] 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7。

[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17] 俞樾：《自强论》第3册，《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第852—8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