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代表着一种观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2]故陶孟和强调，“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而且这时势环境是立体的，是“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结果”，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13]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