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下，人员竟伤亡了不少。后来，上面派下打掉流窜游击队的任务——先前的子弹没有伤到我的骨头，咬牙忍着的话，正常跑跳倒也不受影响，因此，我拒绝了战友好心提出的轮换。临走前最后一次换药，中岛敦犹豫再三，询问我是否需要带一支吗啡以防万一，我拒绝了他。疼痛和吗啡都能成瘾，而我选择保有昏迷的权利和尊严。

我们于是就这样背着枪，从另一边上了山。这次行动的队长是太宰治。拿到作战通知的时候我有点意外，询问了同在小队里的战友，他碰巧跟着打过两次仗，便对我解释——太宰治很有谋略的才能，上面也还算信任他。估摸着再过几年，太宰治就能升一个军衔，去坐后方的参谋部。可我总觉得他还那么年轻，年轻得对于战场来说，不过是一个才拿起枪没多久的稚子，他是怎样展现出他的谋略，杀了多少人才能换来这些肯定……我并不清楚。但是我又想起那天晚上他坐在山坡上向我展示那张照片的样子，那时候他几乎又像一个经久的父亲了——守护着什么，并把那当成自己的孩子。尽管可能只是一片遍体鳞伤的土地。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