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有劲头？”

他指了指照片上的妇女，“她们从早到晚在地里刨食，却只能分到黑面包渣，而仓库里的粮食……”

“都被运去城市和前线了，”我接过话头，“农民自己反倒吃不饱。”

米高扬点点头，神情黯然：“去年冬天，梁赞州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但上级命令封锁消息，说‘这是敌对势力的谣言’。”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农庄里饿得浮肿的孩子们，他们的肚子鼓得像皮球，眼睛却凹陷下去。

我喃喃自语，“过去是不是太急于求成了？”

米高扬猛地抬头，眼中闪过惊恐：“斯大林同志？”

我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掩饰：

“我是说，我们的体制需要适应战争形势，做出调整。”

他松了口气，擦了擦额角的冷汗：“是的，调整很有必要，比如恢复部分自留地，允许农民养家禽换粮食……”

“不行，”我打断他，“不能开这个口子。”

米高扬脸上的希望瞬间熄灭，他垂下头，盯着自己的皮鞋尖：

“那至少……能不能降低征粮指标？就这一年，等春粮下来……”

我看着他攥紧的拳头，指节因用力泛着青白。

窗外的阳光忽然被云层遮住，办公室里暗了下来。

“我会考虑的，”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农庄方向。

“但前线需要粮食，战士们不能饿肚子。”

米高扬也站起来，声音里带着绝望：

“可农民也不能饿死啊，斯大林同志，再这么下去，农庄就要空了，没人种地，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

我转身看他，发现他的眼里有泪光闪烁。

这个掌管农业的高官，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

“这样吧，”我斟酌着说，“从今年起，征粮指标降低15%，优先保证种子和口粮，”

我顿了顿，“但必须保密，不能让其他地区知道。”

米高扬眼中重新亮起希望：“谢谢斯大林同志，我这就去草拟文件。”

“记住，”我加重语气，“仅限今年，下不为例。”

他连连点头，抓起公文包就要往外走，又突然停下：“还有件事，斯大林同志，农庄里的官僚……能不能整顿一下？”

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些滥用职权、欺压农民的基层干部。

“你有什么建议？”我问。

“设立农民申诉渠道，”他说得很快，“允许他们首接向中央写信，派工作组实地调查，严惩贪腐分子。”

我想起列宁格勒的黑面包，想起那些用锯末充饥的工人，点点头：

“可以试试，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动摇集体农庄的根基。”

米高扬露出感激的表情：“我明白，不会搞大清洗的。”

他离开后，我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窗外阴云密布的天空。

集体农庄的问题，远比我想象的严重。战争只是导火索，更深层的原因，是体制本身的弊端。

过于集中的管理，忽视农民的切身利益，用行政命令代替经济规律。

但作为“斯大林”，我不能公开质疑“我的”体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调整。

我摸出安德烈的子弹壳，在掌心轻轻摩挲。

这个农民士兵，或许正在前线啃着掺锯末的黑面包，却不知道，他的“领袖”正在为如何让农民活下去而头疼。

战争结束后，我们真的能建立一个让农民吃饱饭的苏维埃吗？

我不知道，但至少现在，我要尽我所能，让更多人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利利亚进来换茶水时，我让她拿来全国农业地图。

铺开地图，看着那些用红笔标注的“高产地区”，心里一阵刺痛。

那些红色下面，藏着多少饥饿的灵魂？

我拿起蓝笔，在梁赞州、坦波夫州画了个圈，写下“特赦征粮指标”。

笔尖停顿片刻，又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问号。

这是妥协，是权宜之计，还是改变的开始？

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窗外，第一滴雨点砸在玻璃上，春天的雨来得迟了些，但终究还是来了。

但愿这场雨能滋润干涸的土地，让奄奄一息的麦苗重新挺起腰杆。

但愿在泥土下蛰伏的种子，能冲破冻土，迎来属于它们的夏天。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