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警官，其一，根据监控画面上来看，没有直接出现过与三名受害者外形相似的身影。

其二，考虑到受害人与凶手不一定是走路，而是搭乘交通工具来到工地，我又排查了停靠在工地附近的车的车牌，结果都是出租车，也就是说，受害人可能与作案人共乘出租车来到工地。

其三，柏沙路工地，距离琴湖公园喷泉抛尸点约750米，从工地到公园的一条小巷没有监控，是周边唯一的监控盲区。

燕海街工地，距离亚拉小区健身器材抛尸点约800米，夜间施工期间，道路维修让原本的监控处于暂停状态。

雨花巷工地，距离地铁3号线贝兰大街a出口抛尸点，直线距离仅500米，一条废弃的人行便道，贯穿工地和地铁出入口，隐蔽性极高。

作案人大概率是从这些地方离开，前往抛尸点。”

舒良策沉默了一下。

距离近、盲区多、路径隐蔽，三处工地的选择几乎完美符合罪犯的需求。

看来这个作案人并不是随便选择抛尸地点，而是很冷静地思考过作案环境与抛尸点的距离，以避免长时间的运输造成不必要的风险。

那问题来了——

作案人向放贷分子购买隐私信息，从中筛选目标；

用家用清洁剂处理尸体，用随处可见的材料制作工具；

就连抛尸点和作案环境都选择得天衣无缝。

如此冷静和缜密，作案人在面对受害者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