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又称福建话。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省的东部和浙江省的东南部以及海外华侨中间，使用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4.2%。闽方言内部差异较大，还可以再分为以下几个次方言：闽南方言、闽东方言、莆仙方言、闽北方言、闽中方言、邵将方言（又称闽赣方言）等。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其中语音方面的差异最大。方言之间的差异，有的表现在声调的不同上，如同样是“江”字，在普通话里读jiāng，是阴平；在长沙话里读gān，是阴平（长沙方言调类与普通话不同）；在广州话里读gōng，是阴平（广州方言调值与普通话不同）。更多的则表现在声母、韵母、声调全面不同上，例如同样是“现在”的“现”字，在普通话里读xiàn，声母是x，韵母是iàn；在广州话里读yin6，声母是y，韵母是in，声调是第六声（阴去）；在福州话里读hīng，声母是h，韵母与声调都与普通话完全不同。又如同样是“我们”的意思，各地也有不同的说法：北京话说“咱们”，上海话说“阿拉”，广州话说“我哋”，长沙话说“我俚”，南昌话说“我侬”，客家话说“涯俚”，厦门话说“俺侬”等。方言之间语法方面的差异较小，但也不是没有，例如广州话说“我先走”，说成“我行走先”；厦门话说“把书放在桌子上”，说成“把书放在桌顶”；客家话说“很黑”，说成“乌暗”等，都是与普通话说法不同的。

（二）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方言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全民语言的分支，它本身就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这个变化过程一直是与全民语言的通用语——普通话的变化过程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互影响方言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它来源于古代汉语，又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而不同于古代汉语；普通话作为全民语言的通用形式，同样来源于古代汉语，又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而不同于古代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同源而异流，它们之间既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同源，决定了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可能性；异流，又决定了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必要性。方言不断从普通话中吸收新的成分和用法来丰富自已，普通话也不断从方言中吸收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和特殊的表达方式来提高自已，例如“搞”“垃圾”“尴尬”“瘪三”“二五眼”等词就是从方言中吸收到普通话中来的，普通话中的“搞”字的使用范围的扩大也是受方言影响的结果。

2. 普通话对方言的规范作用汉语方言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往往比词汇、语法的差别更大，而且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别，又主要表现在声调方面。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性强，不同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只要掌握了本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就可以把普通话学好；而且，方言与普通话在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别较小，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难度也就要小一些，因此，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可以对方言起到示范作用和规范作用。通过普通话的示范和规范，就可以逐步减少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促使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这就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有利于社会交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同时，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促使方言自身的健康发展，推动方言的研究。

3. 方言在普通话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普通话中的许多新的成分都是首先从方言中产生的。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之处，都蕴含着某种特殊的语言成分，都拥有丰富的反映当地文化特色的词语，都包含有特殊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法，因此，方言在普通话的发展过程中，在丰富和发展普通话的词汇、语法方面，都有着特殊的作用。例如“搞”“垃圾”“尴尬”等词，在它们刚刚产生的时候，只是某一方言中的词语，后来才逐渐被吸收到普通话中来，成为普通话中的基本词汇。普通话中的许多新词语和新用法，例如“搞掂”（搞好、办妥）、“炒作”（反复宣传以扩大影响）、“买单”（结账）等，也都是首先从方言（主要是粤方言）中产生，然后才被普通话吸收的。普通话要不断丰富自已的词汇，不断发展自已的语法，就不能不重视从方言中汲取营养。

现代汉语的风格变体

语言风格是指人们在进行交往时，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目的、任务及交际者的秉性和